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核心提示】新事物能否得到普罗大众的认同和接受，社会观念永远具有先导作用，并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新事物若要落地、生根，首先需要有一批声望卓著的思想家、理论家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崇，形成强大的舆论影响，来改变整个社会的陈旧观念。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职业教育已历经一百余年。体系之完备，可与发达的欧美各国相媲美，而且被公众广泛认可，这首先得益于明治维新时期职业教育观念在整个社会的确立和巩固。

　　近代日本重视社会观念对职业教育的推动作用

　　新事物能否得到普罗大众的认同和接受，社会观念永远具有先导作用，并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新事物若要落地、生根，首先需要有一批声望卓著的思想家、理论家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崇，形成强大的舆论影响，来改变整个社会的陈旧观念。在此基础上，政府制定政策、法规予以保障，然后成立相应的机构、给予充足的资金投入。这些软硬条件无疑是成功的基础。日本近代职业教育的勃兴正是沿着这一轨迹高歌猛进、迅速渗透到各行各业。

　　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为日本社会确立职业教育观念起到了关键作用。作为遣欧使节团成员，他深入考察了欧洲发达的职业教育及其对工业的巨大推动力。回到日本后，他积极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大力提倡向欧洲学习，强调要以培养新型实用人才来实现日本的“富国强兵”。明治政府深受其理论思想的影响，其制定的三大基本国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便深深地印刻着这一思想痕迹。

　　与此同时，被喻为日本“近代农业教育始祖”的津田仙也是遣欧使节团成员，他耳闻目睹欧洲发达的农业，决心以振兴日本农业为己任。与福泽谕吉一样，他通过各种方式，四处宣传“实业教育”（职业教育的前身）对日本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所到之处，大受欢迎。

　　此外，官至首届文部大臣的森有礼、第二届文部大臣井上毅均极度推崇职业教育，并且都以文部大臣身份，为职业教育摇旗呐喊、大开绿灯。井上毅甚至认为，职业教育和军队是构成日本走向富强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还有很多教育家、实业家、政府官员积极推行职业教育。如“日本工业之父”手岛精一，日本近代工业教育家、染色学专家平贺义美都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倡导者和推广人。从民间到政府，如此全方位、大规模推崇职业教育，在世界上都十分罕见。可以说，这些不同领域的权威人士足以引领日本的思想潮流。在他们的宣传和感召下，日本的职业教育观念日益深入人心，逐步在整个社会和民众思想中生根、发芽。

　　于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熟练掌握现代化工业技术的产业大军，已经成为教育界、产业界和整个政府着力优先解决的问题。推动职业教育的政策、法规便顺理成章地相继出台，如1872年的《学制令》开始改造幕府时代的封建教育，推行更加实用的近代学制；1879年颁布《教育令》，1880年颁布《改正教育令》，1889年颁布《实业学校令》，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随后还出台了《实业补习学校规程》、《商业学校通则》等一系列法规，为职业教育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尤其是1894年颁布实施的《实业教育费国库补助法》明确规定，国库每年支出15万日元，用来兴办实业学校。

　　在各种法规和优惠政策措施的激励下，日本的职业教育迅速发展，各类职业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有附属于企业的职业培训机构，如著名的富冈缫丝厂职工学校、横须贺造船厂旗下的多所培训学校。有独立的职业学校（主要由政府开办），如1870年的新澙学校、1874年的工业学校（东京大学工学部的前身）、东京开成学校、驹场农业学校，1875年的札幌农业学校、商法讲习所、三菱商船学校，1876年的京都府立农牧学校，1879年的函馆—大阪商船学校等。这些职业学校培养了大批社会急需的实用型专业技术人才。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近20年内，日本的实业、实习学校增加了388倍，而学生则增长了311倍。

　　日本近代职业教育的勃兴成为日本迈进现代化门槛和世界强国的重要推手。它吸收了欧洲职业教育体系（尤其是英、法、德等国）的核心要素，逐步加以消化，变成自身的丰富营养，最终达到了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高度。直到现在，日本的职业教育一直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完全可以与德国并驾齐驱。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是日本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的核心因素。

　　消除中国职业教育中的“普高职低”观念

　　比较而言，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得不够完善。最关键的原因是，整个社会轻视职业教育的观念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其实，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轫与日本同步。它肇始于1866年清朝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后由船政大臣沈葆桢主持）的马尾船政学堂。当代著名教育学家顾明远先生在论述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时，曾精辟地指出：“其发端比普通教育还早，但步履之艰难，远甚于普通教育”。

　　为了有效地推进职业教育，1917年，以黄炎培为主要代表，来自教育界、科技界、实业界的48位知名人士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随后不久，在中国具有极大影响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来华演讲两年有余，足迹遍及十多个省市，到处宣传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陶行知、黄炎培、梁启超等一大批知名教育家也极力推广。然而，职业教育并未赢得整个社会的真正共鸣，也未能提振其持久影响力。即使是在职业教育短暂的黄金期，依然有学者将职业教育讥讽为“啖饭教育”、“作孽教育”。其重要倡导者蒋梦麟，也偶尔流露出职业教育只是“混饭碗”的想法。广大民众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文化浸染中，对“工学结合”、重在“劳力”和“技能”的职业教育保持着本能的拒斥和睥睨心理。

　　时至今日，这一观念在社会上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反而在许多阶层、许多领域、许多地区得以继续强化。如果这一观念不能逐步改变，将消解近年来我国推动职业教育的决心与各种优惠政策，也无助于扭转职业教育面临的“囧境”。所以，当下之要务，是要牵住“牛鼻子”，像1978年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性讨论、思想大解放一样，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职业教育观念革命，从根本上消除“普高职低”的落后观念，让整个社会形成重视并积极投身职业教育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