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教育报 | 作者： 刘盾 柯进 朱振岳 | 责任编辑： 曾瑞鑫

湖州农民学院农民大学生沈建锋向参观者介绍学院为他配备的指导专家。本报记者 刘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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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和一些农民谈判很痛苦，因为部分高龄低学历的农民缺乏诚信，他们为占小便宜就撕毁合同。”浙江湖州市吴兴区埭溪众诚湖羊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项继忠说，农民老龄化、低学历情况严重，是当前湖州市农村人才面临的最大困境。

为破解农村人才困局，2010年4月湖州市依托市农办、市职业技术学院、市农业局、浙江大学农生环学部等单位的涉农教育资源，成立湖州农民学院，着力培养农业急需型、领军型、复合型新型职业农民，有效促进了当地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目前，农村面临着怎样的人才困局？湖州农民学院为破解困局如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专家学者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哪些建议？

农民高龄低学历成农业现代化最大痛点

前段时间，吴兴区税务系统工作人员打电话质问项继忠为何不给员工缴“五险一金”，项继忠直接反驳他们，他的员工最小的58岁，最大的68岁，哪个部门还收这些员工的“五险一金”？

农民老龄化、低学历的情况普遍存在。南浔区和孚镇陈塔村村主任王树明介绍说，该村共有2315人，大部分成年村民外出打工，村里共有2600亩鱼塘，被50户约170多名村民承包，他们大部分在60岁左右，大部分是小学学历，初中以上学历极少。

南浔区菱湖镇情况类似，该镇是全国三大淡水鱼生产基地之一，据南浔区菱湖镇渔业协会会长、湖州农民学院2011级畜牧养殖专业学员徐文明介绍，菱湖镇现有8000多人从事水产养殖工作，绝大部分年龄在45岁至65岁之间，其中多数在55岁左右；大部分是小学文化程度，初中文化程度的都很少。

湖州市农业局副局长沈红星认为，农业生产效益低是导致农民老龄化、低学历化情况严重的主因。据记者调查，和孚镇去年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的人均产值分别约为11.89万元、75.26万元、52.56万元。“农业生产效益低，生产经营特别辛苦，风险大，很多农户不愿意让孩子继承自己的产业，甚至让孩子远离农业。”沈红星说。

“很多高龄低学历农民一直靠经验从事农业生产，对新技术、新设施很排斥。”和孚镇双福桥村瑞丰河虾养殖场创办人、湖州农民学院2012级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学员沈建锋举例说，与他相熟的30多家高龄低学历河虾养殖户都是靠经验养虾，产量最高的每亩仅产河虾100斤左右，然而据他了解，部分河虾养殖户在浙江大学、湖州农民学院专家等人的指导下，运用新技术、新设施，不仅河虾亩产量达到200多斤，采用大棚等设施后，所产河虾还能提前上市。

令沈红星担忧的是，高龄、低学历的农民急需专业技能、营销理念等培训，但一些单位组织的农民培训单纯教技术，不教理念；部分培训不分专业，缺乏针对性；还有部分培训是为了应付差事、完成任务，成了“走过场”。

“湖州试验”能否唱响新农民的幸福之歌

徐文明2014年已通过阿里巴巴诚信通卖出100多万元鱼苗，客户覆盖国内除甘肃、西藏之外的所有省份，目前她的200多位客户都是通过电商认识的，占其客户总量的60%以上。

截至2014年10月，湖州农民学院已培养像徐文明一样的具有大专学历和中级以上专业资格证书、具备一定创新创业能力的农民大学生1707名，在籍学员达2263人。

“取得成绩的最主要原因是我们建立了涉农教育多部门通力合作的管理体制，因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涉及面宽，任何一个单独的部门都独立完成不了。”全国人大代表、湖州农民学院院长沈琪芳说，作为全国首家地市级的农民学院，湖州农民学院实行管委会领导下的院务会议负责制，管委会主任由湖州市委、市政府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担任，并建立了由湖州职院、市农办、市农业局、市教育局等单位参加的农民学院院务会议制度。湖州农民学院还在湖州市区建立10个市直属教学点，在长兴、德清、安吉三县建立了农民学院分院。

为尽快实现职业农民教育的普惠性，2014年内，湖州市财政已累计向农民学院投入480万元，湖州职院累计让利学费等费用近250余万元。湖州农民学院副院长沈健算账说，每个农民在该校念完专科，共需6000元学费，而每个农民自己仅需承担1000元左右。

“在培养方式上，湖州农民学院通过建立一支由浙江大学、市农技推广员、职业技术学院研究人员和乡镇农技推广员组成的‘省市校乡、农科教技’四合一的专家教师队伍，给每名在读的农民大学生，配一名浙江大学的指导教授和一名市县的农技推广专家。”沈琪芳说。

为对接地方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需求，湖州农业学院开设了包括淡水鱼养殖等6个纯农专业和观光农业等4个涉农专业，初步形成了集“专业硕士教育+高职教育+中职教育+在职研修和短期培训”于一体的人才培养梯度。同时，该校依托50多名浙江大学教授、20多名浙江淡水所等农林科技人员、湖州职院相关专家教授50余人的师资团队，编写本土化教材37册。此外，该校已认定吴兴金农生态农业等10家教学实践基地。

2014年，湖州市启动了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工作。认定方式分为两种，一是直接认定，对于涉农专业中专以上学历、非涉农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且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直接认定为新型职业农民；二是培训认定，对于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学历偏低农民，如按时参加面向他们组织的免费培训，通过考核，并取得中级以上农业技能专业资质证书，也可以被认定为新型职业农民。2014年，湖州完成了2000名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

这些被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将会分别获得当地政府发放的不同等级的“政策红包”：对于创办家庭农场的新型职业农民，每户获得3万元扶持资金；60%以上的工作人员获得新型职业农民认定证书的，可被认定为市级龙头农业企业。同时，被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将享受政府提供的针对性更强的免费再教育。

从“湖州试验”到“全面推广”的路有多远

“湖州试验”的溢出效应正在显现。2013年以来，浙江省以湖州为模板，在省内成立“省级农民大学、市级农民学院、县级农民学校”的三级农民教育培训网络架构。

然而，沈琪芳清楚，一些地方虽然也成立了农民学院，项目经费也很充裕，但有的院务会的组织机构不合理，资源整合不顺畅，致使农民学院发展乏力。

“各地农民学院院务会放的位置不一样，有的是中专，有的是高职或电大，但由于部分农民学院院务会的组织协调力度不够，难以有效整合各参与部门的资源，工作效率大打折扣。”沈琪芳表示，由于她兼任湖州市政协副主席，和各参与单位负责人都能说上话，有助于协调各部门全力以赴。

原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现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三农”发展组组长顾益康认为，部分地区之所以不重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工作，首先就是这些领导思想有问题，他们没认识到对新型职业农民进行培训是走向农业现代化的根本路径，他们认为这类培训可有可无；第二就是农业部门、教育部门、地方政府等参与部门未能探索出顺畅的合作机制，相互等待推诿，甚至未能明确哪几个部门参与、各自职责是什么，以至于只有少数部门在唱独角戏；第三是农民很被动地参与培训，由于课程设置、讲课方式与他们的需求不相匹配，他们没有学到想学的知识技能，热情就会下降；第四未能出台配套的优惠政策，缺乏激励农民参与培训的有效抓手。

“还有部分地区，农民大学虽有其名，但却未有其实。很多地方还是局限于挂牌子，一些农民短期培训班也成了农民大学。”顾益康表示，部分农民大学对于如何教农民、农民怎么学、以什么样的机制运行等学校具体定位问题缺乏深入思考，对于自身该面向哪类农民、哪个地区，甚至属于哪个教学层次都认识不清。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顾益康认为，农业主管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等多部门应共同参与，各司其职，构建顺畅的运行机制。农民大学应明确招生对象的类型、层次，并根据发展需要确定培养方向。湖州农民学院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好，该校明确培养目标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职业农民，招生对象就是有求知意愿的达到一定规模化、专业化的农业经营主体。

“我认为农业大学属于成人教育范畴，招收对象应是初中以上学历、正从事农业、具备新型农业主体素质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经营人、农业龙头企业的管理层。”顾益康建议说，应把新型农业主体培育工作和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工作结合起来。农民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应注意六点：一是招生对象必须要有学习的意愿；二是必须开发好的课程，教给农民的知识技能必须有用；三是要有好的师资；四是要有好政策，例如，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探索实施绿色证书制度，在土地流转方面，对于培训过的、没培训过的应有所区别；五是要有好的培养机制，主管部门要探索建立新型职业农民标准化培养体系，学校应通过学徒制、导师制等方式传授农业知识技能，在一些农业现代化发展较好的村庄、养殖场等地建立实训基地；六是要请现代农业的领头人等人当教师，为学员传授实践知识，学习EMBA的教学方式，将龙头农业企业厂长经理、农业科技示范户等人的成功事迹编成案例，进行案例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