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的任何角落，国家与教育的关系只能是国家任务决定教育发展，而不是相反。所以，不把国家大格局及其趋势把握住，“教育危险论”难免成为危言耸听。

　　■顾骏

　 　最近网上传播甚广的《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文，触动了许多关心中国教育人士的痛点：宏观上，中国经济腾飞，国势日隆，急需世界级大师，而国内尽 管各类“人才”名目繁多，却少有“顶尖”，以致每年别国发奖，国内只听到对教育的挞伐；微观上，我们的很多学生，做题百般灵巧，体质日趋下降，学习兴趣淡 薄，人格时有扭曲。这篇文章题目触目惊心，教育种种不是也罗列了不少，但教育是否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诸多不是真的都源于教育问题？似仍大有讨论的余 地。

　　就教育看教育，容易看得一无是处，但站在历史的维度看教育，会让人在批评之前，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中，教 育在满足国家和民族重大需要上，承担了什么职能？履行得如何？当下国家对教育的定位有否改变？教育能否顺利实现转变？这个转变是否仅凭作者开出的“高校私 立化，教育市场化”一个方子，就可以轻松完成？不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无论忧虑还是愤忿，其意固然可嘉，其方未必有效。

　　论证需要起点， 必先确定一个各方共同认可的命题，方可展开讨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整体是不断进步的，这应该没有疑义。现在的问题是，在社会大踏步前进中，教育有 否发展，是否发挥了正面作用？回答应该是，也只能是。教育自身有发展，作用也很明显，明眼人都有共识，否则论者难免掉入逻辑陷阱。如果在肯定社会整体进步 时，认为教育竟然原地踏步，甚或落后了，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不是有些自相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了一条原则，“发展就是硬道理”。经历了各种坎坷之后，国人认识到无谓争论只会贻误时机，要改变落后状态，只有专注于一个目标，即如何实现国家的最快发展，首先是经济的最快发展。

　　国家任务既定，教育定位也就明确了，只要有利于中国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就实现了阶段性使命。站在这个基点上考察教育及其表现，不难发现，教育做得真还不错。

　 　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中国完成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两位一体”。当制造业如钱塘江潮般成长的时候，社会对教育的首要要求是培养大量合 格的技能型人才，而不是专注于基础理论及其运用的诺贝尔奖候选人，虽然前者永远不可能像后者那样成为闪光灯的聚焦点，但中国成长中的产业体系和民生改善每 一天都离不开他们。如果两种产品都有，当然是好事。但要是教育暂时只能产出其中一类，那么，以加快发展为念的国家和民众，肯定优先选择技术专家。教育的这 一“工具”定位，无论教育的内部人还是外部人，都无权也无力改变之。2014年中国新增1500万劳动人口，其中749万是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固然有人 可以因为这么多大学生中找不出诺贝尔奖候选人而痛心疾首，但通过层层考试后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不会认为自己曾经的努力完全是徒劳的。实际上，当中国 经济还处于优先考虑把产能做大，而不是做强的时候，教育专注于产出有助于提高GDP的“人力资源”类型和数量，是十分自然的。

　　至于将 种种社会弊端都归咎于教育尤其是“应试”的名下，那就形同“莫须有”了。个别大学生的极端行为如果仅仅因为发生于在校期间，就被认定为教育的责任，那远比 这多了去的极端行为因为发生在未能考上大学的青年人身上，是否又可以归之于“大学拒绝接纳他们”？贪腐的官员绝大多数大学毕业，但腐败是否又可以归之于教 育，而不是权力尚未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如果任何人出了问题，都归之于教育，岂非高估了教育的“魔力”？任何社会总有自己的问题，不能拿教育当解决一切 问题的解药。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进入“新常态”，国家的目标正在调整，教育的职能也会调整。在地球的任何角落，国家与教育 的关系只能是国家任务决定教育发展，而不是相反。所以，不把国家大格局及其趋势把握住，“教育危险论”难免成为危言耸听，“私立化”的方子也只能是胶柱鼓 瑟。